“文以载‘道’”诞生初期，是以反对封建的僵死教育，倡导民主的、生活的、人的教育的“革命”姿态出现，之后得到发展。但后来，由于历史发展的急迫性、功利性，这股思潮，越来越强化语文教育为一时一地的现实目标、一个集团的利益服务，越来越淡化为长远的、人的全面完善、个人生活的目标服务；愈来愈以前者排斥后者、压抑后者。因而使语文教育逐步走向封闭、狭隘，走向集团利益化、工具化，不自觉与几千年的“文以载道（封建思想之“道”）”教育接上了渊源。也就是说，它虽然打破了封建的“道”，但却换上的自己的急功近利的“道”。最后，走向了民主教育、生活教育、人的个性教育的反面，走向了反民主、反生活、反人性、反个性，最终使语文教育出现“伪圣化”倾向（见拙文《反对伪圣化》，《中国青年报》99年6月7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是“文以载‘道’”思潮的巅峰期，语文教育完全异化为“政治教育”。九十年代，这种思潮，夹杂入“人文精神”呼吁的潮流之中，想借此复活，实质是借“人文”之名，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之实。－－－－当今不少人，只知“人文精神”概念，，而对“真正的人文精神”和“伪圣化的人文精神”难以分辨，原因也就在这里。

“文‘道’合一”思潮，实际是“文以交际”和“文以载‘道’”两股思潮的杂揉。它抽取了“文以交际”的“语言文字训练”的“工具技能”内核，又迎合了“文以载‘道’”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化”倾向，揉合为一。它，百年来时时出现，一直贯穿于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各个时期。它似乎是一个十分完备的理论，给人的印象是，不偏不倚、有根有据、独领风骚。时时被人们拿来作为武器，反拨“文以载‘道’”的左，反拨“文以交际”右。

其实，细细考察，就会发现：

以上这三股思潮、三种理念，其实就是一个理论体系，是一根藤上结出的的三个苦瓜！它们之间的相互反诘、相互指责，只不过是一个体系中的“强调此、强调彼、强调彼与此结合”的一种“内部纠葛”！根本没有本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