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机，极左思潮受到整个社会的遏制，于是“文以交际”思潮得以重返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舞台。从此掀动长达近二十年的“文以交际”的“技术化”洪波巨澜。可是这一切，在“文以载‘道’派”看来，愈演愈烈的“语言文字训练”浪潮，已然冲击了广大学生的思想品质，冲击了语文课的思想教育，具体表现在，学生的语言表达思想贫乏、感情枯竭，内容飘浮、浅陋－－－这全是单纯“工具化”的“语言交际训练”所致。因而大声疾呼加强“思想教育”“人文教育”。认为语言不仅是“工具”，同时还是思想和文化的“载体”。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应是听说读写能力，而是还要形成“健康”、“高尚”、“先进”、“正确”的思想人格！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文精神”呢？他们并不真正了然，他们内心深处仍把“思想教育”当作“人文精神”的最基本、最本质的内核。“新瓶”仍装的“旧酒”！
这样一来，自然令“文以交际派”反感。他们一致坚定地认为提倡所谓“人文精神”者，无非就是倡导“思想、道德、政治教育”而已。“文以载‘道’派”也确实是在“思想、道德、政治教育”的层面上使用“人文”“人文精神”概念，这就遭到他们强烈反击。基本意向上，“文以交际派”并未误解“文以载‘道’派”。
在以上二者的历史碰撞中，自然有第三方站出来，发表“不偏不倚”的观点。说二者都有理，又都有偏颇。他们认为“语言是工具这种单种本质”无庸质疑，但又必须坚持“语文教育的双重效能”论，所谓“文‘道’合一”。语文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训练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思诸能力，只是在其过程中又进行思想、道德、政治教育。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前者是语文单科职能，后者是语文科跟其他学科共有的如能。－－－这就是左右逢源的“文‘道’合一派”。其实他们是各“抽取”一点，各“否定”一点。这是一种历史的“杂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