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毋宁说是一种抄袭。恰如“新生代教师”这一说法，便是对文学的一种偷天换日的抄袭。因为，我们知道，先锋作家登场之后，文学界对继起的青年作家们便称之为“新生代”作家。事实上，已经有人指出这种说法是一种简单的与偷懒的做法。文学世界是一个丰富的世界，一个作家，就可能创造一种创作风格。而现在用一个词语就打发了那么多作家，显然是对文学的轻慢。教育界如此步人后尘，实在不足称道。更何况，文学界的“新生代”之说，既有横向的流派分别，也有纵向上承接“先锋派”文学的传递。而教育上，则纯粹是以年龄与上下代关系来论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右的青年名师群，而对这一青年名师群的文化背景与地域特色，则没有过于细致的研究。

同样，正是这一被命名为“新生代”名师群，在对于教育的研究中，其实已经远离了教育，比较好的状态也就是处于一种边缘地带。至于针对学生，针对教材文本进行过细的研究与发掘，这样的名师群体，其实与他们的上一代相比，是远远不如了。

这又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批评过的卡夫卡学。米兰·昆德拉从他对文学的感受出发，曾非常尖锐地抨击泛滥于全世界的卡夫卡研究——卡夫卡学：“卡夫卡学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来滋养自己。……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如何给卡夫卡学下定义?用一种同语反复：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米兰·昆德拉认为这一做法的不可容忍之处在于它“将卡夫卡一步步逐出美学领域”。(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这种自陷于理论的游戏，最大的获得其实也就是一种理论的晕眩与茫然。教育界的情形与此相类，教育面对某种存在，也出现了某种深刻的遗忘，忘记了教育对象的丰富性，忘记了教育对象所处的现代化进程的背景，忘记了教育对象的人性与人格塑造。因对理论的过于入迷而造成了教育的眩晕。另一方面，当糟糕而拙劣的所谓教育随笔充斥于教育这块本已经非常贫瘠的土地时，真正具有教育清醒的东西倒反可能分文不值或者无人问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