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祥在“科技工作者科研环境专题调研”中访问了许多在科研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相当数量的课题组长都说，申请课题难，甚至有的课题组长说，一半以上时间都被用去跑项目、跑课题，很少有时间能踏踏实实坐下来搞科研。更有甚者，有些科研带头人成了“空中飞人”，整天奔波于北京等大城市去答辩、申请课题。

何国祥说，现在的情况是，不管是几个人的课题组还是几十人的课题组都要直接面向科技部等部门去申请课题。同时，信息不公开，情况又不清楚，谁也不知道这个领域内有多少人去申请课题，造成了科技人员之间的“打乱仗”。保守估计，至少每年有几千个课题组直接向科技部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申请科研课题。

有位中国科学院所属研究所的科研处长告诉何国祥，就是身处北京的科学院这样的大院大所，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的中标率最高也只有20％。那么不在北京的外地的中小科研机构的中标率就更低了。

调查中，不少课题组的负责人表示，为了生存，必须耗费很大精力去争取项目，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实验、做研究等。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科技工作者每年用于科研的时间，平均低于4个月。调查表明，财政支持项目的申请周期相对较长，在3个月以下能够申请成功的较为罕见，一年内可以解决的也只占60%。

投资渠道单一制约创新

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科研经费总量不大，而且渠道单一。在基础研究领域，除了政府的科研计划项目外，只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调查显示，被调查的科研人员3年来申请并参与的科研课题，其主要来源排在前面的是国家科研计划(占20.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占19.8%)。

何国祥表示，我们缺少民间科研渠道。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研究机构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发展组织，其经费往往来自三个渠道：政府、企业和民间。我国作为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大国，科研活动缺乏民间和企业的投入，渠道单一化大大制约了科学研究领域的创新。

为了使科学研究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就要进行科研投入体制的创新。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力发展各类民间科研基金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何国祥说课题组曾在互联网上搜索“基金会”3个字，出来的结果有上千条，但是与科研相关的也仅占2%～3%，而且大多数是“癌症康复基金会”、“残疾人治疗基金会”之类。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科研项目投资渠道单一，发达程度不够。

何国祥说，翻开科技史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是从“小科学”发展成为“大科学”的，世界上最早的科研是个人兴趣为主的科研、分散于民间的科研，后来，虽然有了学会这样的科研组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科学家个人的事。这就是“小科学”。后来，由于科学的生产力功能为社会所认识，企业为了盈利，开始介入科学，科学逐渐壮大，到了20世纪，政府才开始介入科学研究，形成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大科学”。我国由于长期的计划体制影响，以为科学就一定是政府的事情，这是一个误区，民间的、私人的资金完全可以介入科研，并且为科学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开辟更多的渠道。

从具体形式来看，在科学基金会的建设方面可以有多重模式：支持基础研究的基金会，资金来源可以立足于社会知名人士、科学家、企业家和慈善人士的捐助等，运行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基金的利息和红利来进行投入；支持应用性研究和技术开发类研究的基金会，其资金来源除了个人外，还可以吸引企业来捐助，一个企业家完全可以对一项攻克癌症的研究给予支持。《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中说，建议有关部门有序引导民间科研基金，把这个缺失的环节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