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发表韩国黄禹锡等的造假论文的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美国《科学》杂志编辑部去年宣布，对“高风险”投稿将采用特别的审稿措施，包括要求作者提供原始数据、图像或有关材料，以及说明论文每个署名者的贡献等。高风险投稿包括有出乎意料或反直观结果的论文(也包括可能有大的新闻或政治意义的论文)。也就是说，它们可能是最具创新、可能被称为“科学突破”的研究成果。

《科学》每年发表大约5000篇原始研究论文，新的审稿措施会不会给编辑部增加过多的工作量呢？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科学记者Joe Palca向《科学》总编Donald Kennedy提出了这个问题。Palca在上周末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的一个主题报告会上透露，Kennedy的回答是不会，因为他估计每年的高风险论文在10篇上下。

换句话说，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之一的总编认为《科学》发表的最具创新的论文每年不过10篇左右，占其发表论文总数的0.2%。当然，不少有科学突破的论文不一定是在国人最看重的CNS（《细胞》、《自然》、《科学》）上发表的，但是如果把每年发表的论文都算进来的话，真正的科学突破一定远远低于0.2%。

其实，许多科学突破不是论文发表时马上能看出来的。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Aaron Ciechanover介绍，《细胞》就曾拒绝发表他们获奖工作的最早论文之一。

已经是医学博士的Ciechanover 1976年从以色列军队退役，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不是行医，而是科学研究，于是到Avram Hershko的实验室做研究生。在那个RNA很热门的年代，他的导师却让他研究细胞内的蛋白质水解，希望找到与细胞中正常蛋白质降解有关的酶，从而发现了泛素（ubiquitin）系统，这项工作使他们在近3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

他们关于泛素（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用这个名字）系统的第一篇论文于1978年发表在《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研究通讯》（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上，这是一个很小的刊物：2005年的影响因子是3，但这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已经超过2000。“在哪里发表论文不重要，重要的是发表什么”，Ciechanover说。

他们的第二篇重要论文1979年投稿到《细胞》，杂志主编没有把稿子送同行评议，而是24小时内就给作者发了退稿信。主编在信中夸奖作者的论文有意思，但对其中提出的模型大为不解。主编说，如果作者能把模型中的1、2、3、4都解释清楚，《细胞》就可以发表。论文作者之一的Irwin Rose那年正好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可能因此把论文改投《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才使论文得以在1980年发表。(院士投稿或推荐的论文，院刊总是发表的。)他们论文中的模型到今天仍然是正确的，而把其中的1、2、3、4全部搞清楚花了好几个实验室20年的时间。这样的论文才是开辟了一个领域的科学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