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课程对刚进入学校的孩子来说，是十分重要、甚至是铭记终身的。然而，与课程相关的教材和教学又在怎样传播性别观念呢？
　　有研究者以访谈方式问及学生：“在学过的(语文)课本里有哪些女性形象？”答：“有阿姨、奶奶、小女孩，还有一个小护士”。问：“奶奶是干什么的？”答：“(邓颖超)奶奶是给周总理补睡衣的，补得很仔细，补了好些个补丁。”孩子的答案来自小学三年级的
　　语文课文《周总理的睡衣》，但内容却让人不胜感慨，当年叱咤风云的革命先驱、中国妇女解放运动领袖人物邓颖超，竟就这样被解读为一个戴着老花镜、默默为丈夫缝补睡衣的“贤内助”，而课文主题也并非是表彰缝补，而在讴歌周总理的两袖清风。研究还发现，在小学语文基础训练中出现的获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呈现在孩子面前的也免不了仅仅是一位耐心、细致、慈祥的母亲形象，而她作为世界著名科学家的那些优秀品质和巨大学术成就，则被湮没在“伟大母性”之中。
　　当然，问题不在学生，而在教材和教学。
　　女性主义教学论(FeministPedagogy)认为，实现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平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教育从来就不是不偏不倚、中立地进行知识传授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控制和社会价值导向，学校则是社会与文化的再生产场所之一，它必将忠诚地复制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果社会仍处于父权制文化背景下，学校教育也就肯定要将这一背景的特征反映出来，即通过教育来传播父权制的文化、维护“男尊女卑”的性别统治。所以在小学课本的选编中，难免会充斥“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些传统偏见，即使选编者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是从非常善良的愿望出发的。在父权制文化体制中，人们习惯以“贤妻良母”作为评判“好女人”的社会标准。若女性不符合这一标准，即使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再伟大，也算不上是“好女人”。相反，评判成功男性就只须看其事业成就的高低，而他是否“贤夫良父”，根本就是多余的了。男女社会评价的双重性标准，其根源就在于父权制将男性定位于社会、将女性定位于家庭。这一观念一直绵延至今——例如对面对某一事业成功的女性，采访的记者或节目主持人马上就会追问再三：“你是否感到对家庭没尽到责任？是否对丈夫和孩子有所愧疚？”　
　　中外女性主义教学论对各学习层次的课本进行了系统检视，发现从幼儿园到小、中学教育中，歧视贬低女性、散布性别“刻板印象”的情况大量存在，具体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