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亟待加大。我国R&D投入本来就偏低，而原本就畸低的基础研究投入占R&D投入之比，竟还从1985年的5%降至1997年的2%，近年虽有回升，但最乐观估计也不会超过6%。据笔者20余年的追踪研究，确知世界各国基础研究占R&D投入平均之比，业已相对稳定在15%之点位。它大大高出我国同比9个百分点！科技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有一份投入才有一份产出。而且，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强度不到一定阈值，就无法起动，运作不起来。裴钢院士在论及中国基础研究未来之路时，将经费投入视为“基础”，力主把基础研究占R&D投入之比，从目下的5%提高到2010年的10%、2011至2020年的15%。这是很有道理的。

人才亟待蓄养。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断层、流失、人心不稳是最可怕的事情。前苏联一位科学家曾说过：“如果一个大国失去50名一流科学家，就会使这个大国的科学失去头脑。”相反，一个国家如能在事业上、待遇上、制度上和文化氛围上吸引、蓄养和发展基础研究之人才，并通过足够宽广和高深的基础研究，锻炼出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高技术领袖人物来，则这个国家就会成为有自己头脑的科技大国或强国。这种人才数目超过一定阈值，就会成为世界科技进步的核心国。因而，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创造必要和优越的条件，来稳定、发展和提高国内现有的高质量的基础研究人才，并通过高水平的研究去吸引海外学子和外国科学大师、名流，来研究，来创造。

体制亟待完善。我国科研体制还存在不少弊端，阻碍着基础科学研究向纵深和高端发展。从立项选题上看，“长官意志”和计划色彩依然过重偏浓，自由自主选题立项尚得不到应有的价值重视和有规制依据的经费支持，使得跟踪追风低水平重复研究层出不穷。在资源使用上，有限的科技资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上的配置甚不合理，忽视基础研究的历史倾向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进。在研究成果处置上，我国科研量化管理大受青睐并大行其道后，鉴定、评价和奖励标尺重数量轻质量之流弊，自觉不自觉地助长了短平快成果的成批生产，扼制了原创性、基础性成果的孕育和生发。只有革除这些体制性弊端，构建起既重于生产新科技知识又利于物化新科技知识的新型科技体制，建立起追求真理、钳制虚假的研究规范，同行评审、终可检测的评价规范，以及尊重首创、竞争协作的交流规范，我国科学技术自身和社会经济的双双繁荣发展，才有坚实的制度和机制保障。

环境亟待优化。马大猷先生曾言：现代科学和文化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我国曾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坚持得不好；“如果坚持‘双百方针’，我国早已建成科学大国、经济大国，至少不如此落后”。马先生深中肯綮之论，深刻道出了科学研究和学术探讨环境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和精神生产的通则都证明，要使精神生产力强劲、蓬勃、持久发展，科学和学术事业根深、叶茂、果硕，就必须真正地、始终如一地贯彻“双百”方针，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如果要将这种优质生态环境再作具体描绘的话，就有：“国家引导，市场主导；个人兴趣，自由探讨；独出心声，和而不同；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大师辈出，星光满空；学派林立，互促共荣！”这样的学理描绘虽嫌浪漫，但经一二十年努力，必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