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研究方面低水平重复的情况非常严重，国内目前是有条件做长远研究的，但部分研究人员只想做省劲儿的问题。”在云南丽江召开的全国第十二届激光物理讨论上，中国物理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国桢严厉批评了目前国内科技界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追热门儿。

所谓“追热门儿”，就是跟在别人已经开创的领域或方法后面，做些跟进或发展的工作。杨国桢说，既然是基础研究，就意味着别人没做过，就应该是突出优势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丽江召开的这次会议被圈内称为国内的“戈登研讨会”——1931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化学系教授尼尔·戈登组织的一个小型研讨会，参加者均为一线科研人员，与会者一律平等称谓，自由提问及评议，会议的批评和建议均不涉及行政规划和经费。此次丽江会议有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在内的国内21个单位的代表参加。

代表名单中，著名激光物理专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沈元壤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的张国鼐教授，美国伦斯勒技术大学的张希成教授，以及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叶军研究员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名字赫然在列。他们的到来，使研讨会对国内科研工作的评价有了鲜明的国际参照。

本次会议共安排了27个学术报告与专题报告以及16个单位工作报告。会议的“火药味”出现在单位工作报告环节。几位学者针对报告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了空前激烈的评论。

杨国桢说，单方面看，国内激光物理的研究工作比2年或4年前有明显提高，但至少还有三个地方做得不够。一是有些单位的研究比较分散；二是有些单位的单个研究组看起来较强，但彼此间合作不够；三是在别人的基础上做出的工作还可以，但真正的原始创新工作还是太少了。

他认为，现在到了考虑怎样才能做世界最好的工作的时候了。现在，激光物理领域的部分热门课题已经得到了相应资助，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

选题、用人、体制：一个都不能少

首先该确定怎么做的是选题。对科研人员或研究群体而言，选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希成认为，选题很复杂，如果像部分代表所说，在职业生涯刚开始时就要为生存问题操心，那将很难选择一个激动人心的题目。他认为，选题也与当事人的学术背景有关，“是对个人和队伍素质的考验”。

叶军赞成张希成的观点，但他说，“选题也与人才引进相关。如果一位年轻教授进入一所大学后首先考虑生存问题，他将很难选好题目。”他认为，像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应该让年轻科学家在最初５年左右不为钱操心，这样他们才能静下心来做题目。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在美国深有体会。

杨国桢认为，国内目前有条件做到叶军建议的程度，比如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三年的经费是100万元人民币，由获得者自主确定研究内容；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每年有120万元的经费，基本上都不需要明确的目标；中国科学院的国家知识创新工程也有部分是资助长期研究的。

曾得到过“百人计划”稳定资助的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王鸿飞认为，国内已经具备了选择较为长远的课题的条件。他说，虽然“百人计划”也有评估机制，但这些压力与国外年轻教授获得Tenure的压力相比，并不是决定性的。问题是，一些研究者并不愿做较为长远的题目，也怕坐冷板凳，但这与研究者本身的素质和眼光有关，不能只怪体制和环境。

在杨国桢看来，这种“怕坐冷板凳”的心理也是想“省劲儿”的一种表现。他认为，“将来最好的工作应该出在领导者有长远目光的地方。”

沈元壤则更简捷地认为，“假如人不对，再好的题目也没用。”他还补充，“重要的题目在交叉学科领域。选题时一定不要只往前看，还要往旁边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