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出版的《科学大师》科普读本介绍了包括爱因斯坦、史蒂文、霍金等３００多位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但是入选其中的只有３位中国科学家。虽然这个“排名榜”不能算得上完全公正，但大师级的科学家鲜少与中国之大国强国地位不成比例委实是不争的事实。其实，中国并非没有科学大师诞生的摇篮，比如“上海就是中国最可能培养出科学大师的地方”，可为什么就难出大师？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中科院院士沈文庆尖锐地指出了病因，即过早地对科研人员委以“官职”制约了科学大师的诞生。此论可谓切中肯綮，发人深省。（据５月１７日《东方早报》）

科学研究是人类一种独特的理性创造活动，既要对前人的科研成果吸收消化，善于借助巨人的肩膀攀登科技的高峰，又要善于否定、颠覆、出奇、求异，创造和创新。为此，需要科技工作者的敬业献身，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充分施展个体的聪明才智，张开自由想象的翅膀，沿着既定的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有望在科学的道路上有着独特的发明创造。而且随着科技的发达进步，科研工作更需要个体创造和集体智慧的有效合作和有机融合，需要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无论怎样都需要科学工作者殚精竭智，需要拒绝各种不良诱惑，保持一种平和务实持久有恒之心态，摒弃名缰利索的束缚，力戒心浮气躁，正如沈院士所说，科学研究容不得半点名利虚荣，要成为科学大师更是要耐得住寂寞。因此就需要更多的科研时间和单纯安静的科研环境。只有在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境界中才能捕捉到创造的精灵，也只有长期的奋斗不息，忘我工作，才能成就科学大师的梦想。

但是由于“官本位”的意识作祟，我们习惯于给科学家“封官”，如同“学而优则仕”，如今又衍生出“科而优则仕”。一旦科学工作者取得了重大成果，我们的思维定势就是，立即给他“加官进爵”以示重用和提拔。于是我们看到，在现在的中国，身兼数职的科技工作者确实不鲜见，不少获得国内外科技奖励的科学家列出的头衔都包含一串这“长”那“长”的职务，有些学生甚至明确表示要好好作研究，以后要当某某“长”。因为在科学家和某“长”面前，人们总是倾慕于后者，不仅后者活跃在社会的前台，出镜率高，名利双收，炙手可热，而前者则意味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甚至意味着穷其一生也成就不了大师，只能在浅海滩上捡拾贝壳。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成功观念就是“官越大越好”、“级别越高越好”。可见一方面我们的组织领导部门总喜欢“封官”以示对科学家的尊重和爱护，另一方面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也习惯于在取得一系列成果之后，等待着“官袍加身”，身兼数职，甚至至少也要混个“相当于某某级”。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科研人员当官都不好，但现在动辄给杰出科学家“封官”就极不正常。可悲的是某些科学家至今苦不自知，对行政领导职务翘首以盼，整天忙于跑关系走门子，一旦当个一官半职，就学会了迎来送往，觥筹交错，酒绿灯红，把宝贵的年华用在了做无用功上。到头来，官可能越当越大，当官的感觉也越来越妙不可言，但创造灵感却远走高飞，科学大师的梦想亦就此破灭。问题是，中国不乏当官的人才，缺的倒是科学家。多一个少一个当官的，中国不见得就落后几分，但少了一个科学家尤其少了一个科学大师，就意味着中国某一层面的落后。正是基于这样清醒的认知，曾多年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如今身兼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市科协主席等数职的沈文庆，在上海近日召开的科普讲坛上坦言：“当我接受这些职务时，我知道我的科学生涯结束了！”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倒真的是肺腑之言。

科技界“封官”制约大师诞生，对此谁应当警觉？当然，作为有志成为科学家的人，有志成为科学大师的人应该警觉，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要自觉抵御各种名利虚荣的诱惑，甘于寂寞，远离官场，埋头苦干，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认为，更应该警惕和反思的是党政领导机关和组织部门。我们当确立这样的理性，不封官，少干扰，努力创造和培育出大师的良好社会环境。应改变陈腐的用人观念，把优化服务和解除后顾之忧，当作对科学工作者的最大关怀，把尊重科学家个人的选择，让他们独立地自由地创造当作最大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