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就死了父亲，家境一日不如一日。早年怀抱普济苍生的壮志，曾任江州祭酒，因无法忍受仕途的污浊，辞官回家。后又迫于生计，出任镇军参军、建威参军，转为彭泽令。在彭泽八十多日，逢郡督邮来县，县吏就请陶渊明穿好衣带去拜见，他长叹一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日解除印绶离职，写了《归去来兮辞》，回家隐居种田，不再做官。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具有干一番大事业的凌云壮志，但做官之后，那东奔西跑的苦差，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丑恶与他恬静自由的性格格格不入，再加上东晋时期豪强世族统治，门第制度森严，没有后台是无法有所作为的，所以他毅然选择了辞官归隐的道路。

现存陶渊明的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他的主要成就在诗歌方面。大量田园诗描绘了农村风光和劳动情景，流露出对污浊社会的憎恶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晚年所写散文《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安宁美好的理想社会，那里没有君臣，没有压迫剥削，没有互相欺诈，人们和平、幸福、平等地生活着，反映了广大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当然，在当时的社会，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无法实现的空想而已。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及其杰作

李白（701～762），字太白，是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被人誉为“谪仙”、“诗仙”，主要是因为他在诗中描绘了自己轻视世俗、飘逸洒脱的形象。他一生写了近千首诗，其中很多表现了诗人的远大理想，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对官场腐败的憎恶，爱憎极为鲜明。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表现了他的自信和豪情。“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的心高志大和自尊。“黄金白壁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蔑视。他用蔑视世俗、飘逸洒脱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这就给人一种绝世超凡、如处仙界的印象。李白之所以被称为“诗仙”，还因为他在悲愤孤寂之时追求成仙得道，求得精神的暂时寄托，这也给李白的诗歌增加了超脱的色彩。另外，李白诗歌中较多地运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借助非现实的幻想，来表现诗人那喷薄欲出的激情，在《蜀道难》等名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正是这种高度浪漫的表现手法，想落天外的意境给人以飘飘欲仙的感觉。

《李太白集》中除少量的文赋碑铭之外，收入李白诗歌约一千首，这些诗篇，生动地记录了诗人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心理历程。其内容广泛多样，形式不拘一格。内容上，或表达对封建权贵的反抗，或抒写高远的理想抱负，或寄寓对清明政治的向往，或流露对自然美景的爱悦；形式上，有古风，有乐府，也有格律诗。许多优秀诗篇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显示着雄奇豪放、清俊旷达的风格。李白的诗歌创作卓越地继承了屈原和汉乐府优秀民歌的艺术传统，推陈出新，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其辉煌的贡献。唐代以后，凡是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李白的影响。

李白的诗歌在浪漫主义诗歌发展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他的最富于浪漫主义奇情壮采的山水诗就是《蜀道难》。这首诗约写于天宝元年前后，诗中极写由秦入蜀道路的奇险难行，歌颂了祖国河山的雄伟壮丽，并表示了对蜀中政治形势的隐忧。全诗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一夸张的诗句为基调，一唱三叹。先将传说神话引入诗中，在想象中描写太阳御者羲和和飞禽走兽的畏难却步以及行人的屏息长叹，突出了蜀道的险峻，再设想入蜀的行人在蜀道上所感受到的可怕气氛，最后从自然形势的描写转到历史教训的提示。全诗运用夸张、比喻、渲染、暗示等表现手法，时间上由古到今，景物上由远及近，感情上由浅入深，形象夸张地表现了蜀道的艰险。由于诗人的豪放气魄贯注全诗，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手法，使他成为屈原以后浪漫主义诗歌的高峰。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成就

明代茅坤的《八大家文钞》选辑了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作为人们学习唐宋古文的范本，于是“唐宋八大家”的称呼便广泛流传开来。

这八位作家的散文成就是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发展中取得的。中唐时期，讲求对偶、声韵和用典而不注意内容的骈体文仍然占有统治地位，韩愈和柳宗元起来提倡古文，即提倡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形式，反对骈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韩愈和柳宗元主张文章必须“志道”，“明道”，即宣传儒家思想，强调文章要抒发个人真情实感，褒贬社会现实。主张文章的形式为内容服务，强调文字流畅，贵在创新。韩愈的大量文章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语言准确生动，使人耳目一新。柳宗元也写了大量文章，其中的寓言文和游记别开生面、深得人们好评。但是，韩、柳之后骈文又死灰复燃，这就给宋代文坛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欧阳修鲜明地举起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旗帜，与同时代的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等人扫骈文余风。欧阳修的文章丰富生动、抒情味浓，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名作传诵千古。王安石以说理文见长，论辩透辟，用语准确精练。他的游记、杂感也长于议论，表现出政治家的眼光和风度。苏轼的散文可以说集宋代古文运动的大成，无论是书札、杂说、游记、小赋等，“文理自然，姿态横生”，随笔挥洒，词采妙出。他的《石钟山记》、《赤壁赋》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曾巩、苏洵、苏辙的散文各有特点，曾巩、苏洵善辩，苏辙婉转。总之，欧阳修等六人的散文创作吸取了韩、柳文体改革的特点，又着重在文风上加以探索，创造了比韩、柳更为平易流转的风格，取得了最终战胜骈体文的辉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