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一篇哪国孩子最好教的文章，叙说来中国支教的南非教师尼尔，以一道智力测验题戏说，中国孩子最好教，而美国孩子最不好教，这是尼尔的亲身感受，并不是凭空杜撰。但一名教师是执著追求教出这“最不好教”的孩子，还是这“最好教”的孩子呢？这对中国教师来说，是很值得思考的。

尼尔的智力测验题“树上有10只鸟，开枪打死一只，还有几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编进了课本，面孔不陌生。中国学生一班60余人，齐刷刷回答出了“标准答案：都吓跑了，一只也没有了”，“三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据此，尼尔说中国学生课堂纪律好，聪明，懂礼貌，守纪律；而在美国加州一所小学执教时，一个班24名学生“竟然都不吭声”，“只得挨个去问”。然后，学生不直接回答问题，却反问尼尔，“被问得摸不着头脑”。“一个问题竟耗了一堂课的时间”，“简直糟糕透了”。学生好教与不好教，评估标准在于学生不问与爱问。教师提问，不爱学生反问；学生答问，只管是否，教师不问过程。这里，尼尔说中国学生好教，其实是曲意点明，这种非科学的传统教学观，正支配着中国学生的智力生活。

中国古代一位教育家说，学贵知疑。美国学生在答题中，能在看似无疑处生疑，疑中国学生所不疑，疑教师所无疑。学生开始都不吭声，是脑子里有了疑问正在思考。首先，加州打鸟犯法，这道题的真实性存在吗？其次，发现了构成题目的条件与问题有诸多模棱两可的地方：树，单株的还是多株？鸟都有听觉吗？都能飞吗？枪击有声吗？还有几只，指剩在树上、树下的还是树周围的空间？于是引出了课堂上的那一连串幼稚而可笑的提问，在注入式教学看来纯属节外生枝、不以为然的提问，实际上是他们欲扬先抑，每道都关系到答案准确程度。孩子一旦澄清了模糊，便得意地回答出难得推翻的答案：打死的要挂在树上，就剩一只，如果掉下来就一只不剩了。如果未打死的当中，有失去听觉的，一定留在树上；如果是无声猎枪，那胆大的，不会飞跑……他们从简单中演绎出复杂，又从复杂中归纳出简单。

善教者，能运用教材、教具、手势给学生带来思考，让学生在思考中表现自己。尼尔戏说的最不好教的学生，就是乐于在思考中表现自我的一类学生。他们爱发问、反问并非“糟糕透了”，而是学得生动活泼；学生爱问勤思，也是尊重教师劳动、热爱老师的最高境界。让学生正襟危坐，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禁锢得只习惯统问统答“是”或“不是”，是不足取的。诚然，“不好教”的孩子，在课堂上滋润他们“一滴水”，教师需要“一桶水”、“长流水”的储备，才能应对他们海阔天空的提问；而“最好教”的孩子其实最难教，要擦刷这些孩子思维的“铁锈”，点燃勤学好问的火焰，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更需要教学艺术、教育机智，还有心灵的抚慰。尼尔访问过16个国家，至少见多识广，不会不辨好教与不好教的真谛，说中国的孩子最好教，不过是恭维中国官员的一种幽默罢了。

教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是推行素质教育的训练目标。让学生生活在思考的世界里，从学会到会学，就具有潜在的创新能力。会学，同时也会乐学、好学，有学习的主动性，善于选择和取舍学习的内容和范围。紧张而轻松的心境，会伴随他们的智力生活，很多时候，“不好教”的孩子会学、会思考，并不是教不好的孩子。教师应因材施教，就可能匠心独运地把“好教”的孩子转变成“不好教”的孩子；把“不好教”的孩子，进而培养成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