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新学年开始了，学生入学问题终于尘埃落定，然而，学生家长们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其为孩子入学所经历的择校甘苦只有自己知道。

“小升初”路径图

目前，北京市小学升初中，简称“小升初”，采取区域内“特长”、“推优”和“电脑派位”相结合的方法，鼓励就近入学。但是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目前还是普通学校承担了大部分派位学生，学校越好，参加派位的比例越小。以2011年为例，北京市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0.2万人，据初步估算，通过电脑派位入学方式的比例大致为东城44%、海淀40%、西城33%，均不足半数。这说明，至少有超过5万名孩子通过了其他途径参与到择校竞争中。

由于师资力量、办学条件、经费投入等教育资源在我国不同地区、城区之间分布不均，有关方面为了回应社会诉求，不得不绞尽脑汁地设计出“特长”、“推优”和“电脑派位”路径。“推优”比例各区县不一，少则只有13%，最多30%。“推优”还采取摇号方式，没有摇上号，也只能被“电脑派位”。“特长生”要经过考试才能录取，竞争也很激烈。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一般学校，而重点学校接收“派位生”比例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了包括“占坑班”、“共建生”、“条子生”等方式进入目标学校。

“占坑班”大多是公办重点中学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占坑班”总体花费不菲。从小学三年级孩子进入“坑班”起，至六年级面临“小升初”，家长需要投入大量经费和时间。而最终结果未必理想，只有大约10%左右进入目标校，大部分孩子被淘汰。

“共建”模式原本为解决中央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在京子女就学问题而设置，现在逐渐异化为集体占坑“谁给钱，就招谁”。建立共建关系的范围从部委、央企逐渐扩大至中小企业。有的优质中学共建单位可达数十个。

在这些方式之外，还存在一个“条子生”。“条子生”也被称为对教育公平损害最大的一个方式。目前一些重点中学这类生源占到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

目前“小升初”择校热已经蔓延至“幼升小”。类似“小升初”中“以权择校”、“以钱择校”、考试入学，乃至“共建”等多重入学方式在“幼升小”中被复制。

“小升初”利弊说

各种名目的“特长班”、“培训班”令家长眼花缭乱、令学生疲于应付。现在的家长们凑到一起一个不约而同的感觉是：“现在的孩子们真累！”原本为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的入学改革，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利益链条。

家长、孩子受累又受伤。有钱有关系者，子女成了“共建生”、“条子生”，没有这些资源可利用的家长只能让孩子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竞赛、培训，以获得“被择优”的资格。不管是“坑班生”还是“特长生”，从上小学一年级起，家长就专职陪读。为了便于给孩子辅导，有的家长还要跟着完整地听下来。这使择校家长付出高昂学费和休息时间，儿童失去欢乐周末和假期。“以权择校”、“以钱择校”的“拼爹”游戏，让儿童过早接触到了社会负面，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极为不利。

名校“掐尖”择优。“现在孩子想进好初中就得参加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班，因为不少学校都认可校外培训班的证书，甚至直接从培训班里挑选优质生源。”给孩子报了多个培训班的家长一般如此无奈地说。既然是“择优入学”，那么何谓“优”，如何评价，在没有考试成绩这一客观标准下，各种竞赛成绩、各种特长证书就成了名校评价学生优秀与否的重要参照，名校也借此“掐尖”（挑走优秀生）、提高升学率，何乐而不为？正是这种升学方式让教育主管部门发出的禁令一次次失效。

众多利益链条借此创收。“小升初”的择校热，已催生出形形色色的利益格局。相关部门、重点学校、市场培训机构均参与其中。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研，奥数培训机构获得的利益相当可观，以一个小学3年级学生上3年奥数班252个学时左右为例，按照50元/小时计算，家长也需支付12600元。而这仅仅是奥数，如果再加上英语、语文、艺术等培训，3年下来的费用比上3年大学的学费还高。重点中学、大学的教师及专职的奥数教师非常走俏，请他们讲课或做家教，费用不菲。相关的教材出版机构也受益匪浅。

“小升初”制度说

近年，北京市教委加大了对利用培训机构选拔学生、干扰义务教育招生秩序行为的治理力度，三令五申：任何形式的考试成绩，包括奥数在内的一切校外培训、各种竞赛成绩、奖励证书都不得作为入学的依据，但依然无法堵住择校的风气。

“小升初”制度设计的困境首先表现在没有客观标准。取消考试，采取免试，本意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推进素质教育，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客观的标杆。于是乎免试就近入学的规定、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家长强烈的择校要求构成了矛盾的焦点，三者汇集到一起使得“小升初”制度严重变形。政策无力，家长无助，学校无奈，似乎所有跟“小升初”有关的人都被卷进了一个怪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处，每个人又都在怪圈中不断地推动着它加速循环，“小升初”制度陷入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进退两难困境。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而公平首先体现为利益的均衡。中小学的优质教育将长期属于“稀缺资源”，任何忽视了资源约束和现实条件的主观设计，无论制度设计的初衷多么美好，都可能会在实践中扭曲。在制度设计中，没有最好的制度，但有次优的制度。追求公共利益效率和效益最大化是公权力行使的内在要求，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更是政府的义务，虽然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但至少要让大多数人满意。

理清“小升初”制度的设计思路，还要审视一下附着在教育体制之上的权力结构和行政教育体制。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应试教育的根本症结并不完全在教育本身。教育评价机制、社会评价系统、管理体制等等，都似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在扭曲着教育改革。过去，“小升初”的考试制度被视为素质教育的大敌、“高分低能”的祸首而屡受诟病，然而在“小升初”取消考试后，各种旁门别类考试反而成为悬在孩子们头上的利剑，逼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很多学生家长包括一些学校校长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与此如此，还不如恢复考试呢！”取消考试的“小升初”本来是一项力图照顾各方利益、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种制度选择，最后却成了大多数人不满意以至于怨声载道的众矢之的。

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化体制没有根本改革之前，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单兵推进，不仅不能弥补原有的应试考试之弊，而且会使各种问题雪上加霜。看来值得重新理一理“小升初”制度的设计思路。走至少是让大多数人满意的次优选择，建议继续深化扩大教育均衡发展，斩断择校热之根；探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质量监控与评价”的统测方案，以“统一入学规则”客观标准摒弃目前杂乱无章、多重弹性标准；减少行政权力对教育体制过多干预，减少人为因素，取消“共建班”、“条子生”，堵塞条子、路子，还老百姓一个教育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