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公历2月1日，就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即新年了。我国传统的历法农历，采用了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符号与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地支符号配合而成的“干支纪年法”，但民间却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符号上，各配一个动物的名称：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为年的别称，作纪年和计算年龄用，民间称之为生肖年或属相。西方的习俗，不能当面问对方的年岁有多大，特别是对女性更是如此。中国的传统也相仿，但是，中国有巧妙的变通办法：即可以询问或互相通报生肖或属相，就可推算出多大年龄。即将来临的新年农历为癸未年，“未”对应“羊”，民间俗说即为“羊年”。羊年前夕，神州大地，大江南北，年历、礼品、广告、吉祥物和各种传媒中“吉羊”如云：三羊开泰，吉羊（祥）如意，铺天盖地，不一而足。

　　人们为什么选择羊作为年的美好称谓呢？在中国“吉祥”两字一般表示福瑞喜庆美好的象征。易经云：“吉事有祥”。“吉祥”古器物上多通作“吉羊”。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文字源于中国远古狩猎年代人们对饮食的重要对象——“羊”的重视。“羊”对远古的中国先民人生影响之大，还直接关联到人们对艺术情感的判断和人生道德的价值取向，如什么是“美”？“羊”大为“美”；什么为“善”？“羊”入“口”为“善”。士人有“口福”为“吉”，用“羊”祭祀为“祥”（好的预兆），当然，最美好的就是有“羊”或供奉过祖先的羊——“祥”的口福，那就是“吉祥”。岁月悠悠，数千年过去了，可是先民们对羊的真挚的希冀和情感道德的依恋，仍荡漾在我们中国人的心底里、言语中、行动上。

　　实际上，中国民间的十二生肖民俗及其以此纪年，都是在自己固有的客观环境、生活状况以及赖以生存的首要物质生产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中国人的十二生肖或十二属相及纪年的习俗，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可是，为什么要用十二种动物来匹配？又为何老鼠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名列榜首？生肖的习俗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谜案。

　　十二生肖与每个中国人有关。在民间，有众多的传说解说生肖中的一个个谜。譬如为什么没有猫，老鼠为何为大？有一则民间传说讲：一天，玉皇大帝要给十二种动物排次第，派猫去通知其它十一种动物，中间没有老鼠。老鼠偷听到了猫对牛的传话，便先下手为强，偷偷地第一个到天宫报到。醉眼朦胧的玉皇大帝见老鼠应卯，也不辨真伪，糊里糊涂当下排在第一位，第一个被通知的牛反而成了老二。猫给其它动物一个个传话完毕赶到天庭，十二个座位已排完，没有了它的位子，故十二生肖老鼠成了老大，反倒没了猫。从此，猫与老鼠结下了大仇。这是民间的解释，一些学者则另辟蹊径，以期作出圆满的结论。宋·洪巽所著《谷漫录》认为，动物的形态决定了它们的次序。古人一昼夜分为十二时辰，“子、寅、辰、午、申、戌俱阳（阳性地支），故取相属之奇数以为名，鼠、虎、龙、猴、狗皆五指，而马也单蹄也；丑、卯、巳、末、酉、亥俱阴（阴性地支）故取相属之偶数为名，牛，羊，鸡、猪皆四爪，兔两爪，蛇两舌也。”也就是说，生肖是根据这些动物趾的奇偶数排列入选的。老鼠前足四趾，后足五趾，体态奇、偶皆俱，颇为特殊，故在第一位，依次是牛（四趾）、虎（五趾）、兔（四趾）、龙（五趾）、蛇（无趾舌偶）、马（单蹄）、羊（四趾）、猴（五趾）、鸡（四趾）、狗（五趾）、猪（四趾）。明·朗瑛则依据动物出没的活动时间作推论，他在《七修类稿》中认为：昼夜中，子时，老鼠最活跃，“子”同鼠搭配；丑时，牛吃足了草，准备清晨出来耕地，所以“丑”就同牛搭配；寅时，老虎最凶猛，所以“寅”同虎相配；清晨五时后，月华还在照耀大地，故“卯”时与月宫玉兔相连；辰时，恰是群龙行雨之时，“辰”就属龙了；巳时，蛇不在路上游动，不会伤人，如此，“巳”时属蛇；午时，阴气即将产生，由于马是“阴”类动物，“午”时就归马；未时，羊吃此时的草，不会影响草的生长，故“未”时归羊；申时，猴子喜欢啼叫，故让猴与“申”搭配；“酉”时鸡开始归窝，所以就属鸡；戌时，狗开始看守门户，于是“戌”就与狗相联系；亥时，万籁俱寂，猪睡得最熟，就把“亥”送给了猪。这些论析，似有一定道理，但又没有说清为什么时辰要用动物来相配？此外，论述中渗透的阴阳五行之说，又使十二生肖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十二生肖纪年的习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把它放回先民生产、生活实践中再度曝光，就可显出它的真容。中国民俗是我们祖先在中华大地上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社会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它的产生，是与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水平、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及自然环境、政治气候相适应的。十二生肖，这是我们先民在中华大地上与天地、禽兽争夺生存权利的产物，它是先民借用自己熟识的动物称谓，来命名、计时，标记出生年日的综合性民俗事项。其间的习俗观念不是单一的，主要有生肖习俗和十二计数习俗合成。我们先看生肖。

　　以动物命名人的属相和纪年，是在我们先民与这些动物有了密切关系，关联到我们先民生命存在的首要前提下逐步形成的。人类的文化意识就是在这个历史前提的基点上发生的。为了摄取生存的生活资料，我们的先民便向生存的空间索取，狩猎禽畜，成了主要的活动。在身无利器、变幻莫测的气候和凶猛强健的禽兽面前，先民被迫开启心智，思虑如何能常有禽兽饱食肚腹，最终有了发现：“太古之民，多取天然物为食。禽兽亦天然物之一种也。狩猎时代，于焉仰足，然狩猎不可必得，得之亦不胜劳苦。且今日得之，今日食之，明日苟不从事狩猎，则不得食也。于是积多少经验，始知牛羊犬马鸡豕等类，易为我所生得者之易于驯服，遂定为家畜之种，常畜之于家。遇狩猎不足之时，取而用之。然后禽兽始为我所常有，种类孽息，不待狩猎而堪足。”（张采亮《中国风俗史》）即使这样，还是不保险，这些牲畜的存在，对我们祖先来说，实在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因而产生了矛盾的心理行为，既要吃它们，又对它们顶礼膜拜，祈祀它们能茁壮成长，为人类提供源源不绝的食物、用品。最早的动物信仰禁忌，图腾崇拜就诞生了。毫无疑问，涉及到的动物当然是那些与人们生活关系最紧密的，如牛马犬羊鸡狗之类。在初民中，它们的价值几乎和人的生命一样重要，这在后期流传的俗信中可以窥见一斑。据《荆楚岁时记》载，那时民间还将一年之间最新、最美好的日子让位于一些熟悉的动物：大年初一鸡生日；初二狗生日；初三猪生日；初四羊生日；初五牛生日；初六马生日。人对自己却很谦让，放在初七，为人生日。现实中的普通动物被尊之为人之上的生灵。朴素的民俗观念，透现出一个哲理，人类生存的历史前提，是那些供人生存的物质生活本身。它是由远古年代，我们的祖先生存实践中同感意识积淀而成的，动物的特性以及它与人的关系决定了人们对它信仰崇拜的程度和入选生肖与否的标准。

　　中国远古没有猫，现在的猫是后来从国外引进的。我们生活中吃老鼠的猫，最早的故乡在非洲苏丹，后传入埃及，很晚才传到国外，中国当然也在其内。德龄女士在回忆清宫廷生活琐事时谈到，有一次荷兰大使夫人及女儿应邀入宫聊天，慈禧见了她们，便按中国长者初见小辈询问生肖属相的俗套寒暄，问大使女儿属什么。大使女儿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因为荷兰民族没有生肖习俗，可是又不好不回答，她细想自己爱吃鱼，猫也爱吃鱼，就胡诌道自己属猫。慈禧是典型的守旧派，根本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此问本来就缺乏常识，听说她属猫，更觉诧异：到底是外国人，还有属猫的？这则笑话反映了慈禧的昏庸、无知，但也从另一个角度透视了猫在中国人心中的实际地位。生肖的动物，都是与我们远古祖先的生活生存有密切关联的，受到我们祖先敬仰关注。牛马羊鸡狗猪兔自不必再说，龙蛇虎本身就是民族融合中占主流的图腾信仰。龙虽是虚拟的，但它的神秘的权威性在六七千年前就与我们民族的生存息息相关了。猴类是动物中唯一与人相似的动物，对其示礼，也势在必然。至于鼠，它的德行虽然口碑不佳，但要知道，在远古，面对行动敏捷，双眼骨碌碌会转的生性聪颖的鼠类，人们束手无策。

　　那些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受到人们青睐、关注的动物，由于与人的密切关系，得到了人们的礼遇。在理性思维尚未发达，观事察物处处以野性思维为视线的先民心目中，物我是一体的，人们常把他喜欢、信仰的动物作为自己的称谓，以寄托自己心中美好的期望，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记叙了原始的印地安人，以狼、鹰等多种动物为氏族、部落名的大量实例。我们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远古也曾如此。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名称，在我们古往今来的姓氏中大多可找到，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如汉朝有姓狗的，叫狗米央；还有姓豚的，叫豚少公。后秦姚苌的皇后姓蛇。元朝的一个河内知县姓虎，叫虎秉；明朝还有姓鸡，叫鸡时的；姓羊，叫羊可立的。至于龙、马、牛为姓的则更多了。可见在出生年岁的生肖习俗形成以前，人们已有了将某些关系密切的动物为姓、为归属的习惯，这为生肖习俗的正式形成，作了重要的铺垫。生肖真正的形成，是在上述人们亲近某类动物，并习惯借它们称谓命名的基础上，与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萌发的另一个计时习俗，十二为一循环轮回的历法计数习尚互相交融、重新组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