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舌被人割掉了。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
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农民本来舍不得，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着怕犯法。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
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农民私宰耕牛。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养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
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从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就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jiàn)官，也提出不少好建议。
宋仁宗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到开封府当知府。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受贿(huì)赂(lù)。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
按照宋朝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诈勒索。包拯破了这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小吏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不出去。包拯一调查，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
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一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了，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把花园拆了。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有个权贵想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他做官的端州，出产的砚(yàn)台叫做“端砚”。皇宫规定，每年地方官员要进贡一批端砚到京城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搜刮去的端砚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集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以外，连一块都不增加。直到他离开端州，从没有私自取过一块端砚。那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
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人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shū)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
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做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者叫他“包龙图”（包拯得龙图阁学士官衔）。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贵的故事，有的还编成戏曲和小说。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但是反映了人们对包拯的敬仰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