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日本人接触，第一感觉是他们很讲礼貌。在国内的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经常看到一些日本学者，他们都是衣冠楚楚，彬彬有礼。此次到日本，对日本人的讲礼貌，有了更深的了解。
讲几件小事：
我们代表团到旅游胜地横滨参观，我想到银行换点日元。不懂日语，我求当地导游张璇女士帮忙。她对此地很熟，领我左拐右拐，找到一家富士银行。进了门，首先看到的是如办公桌般高的出纳平台，平台上间以隔板，顾客间可互不干扰。顾客一方设有转椅。我们落座，那位接待我们的青年男职员却站着。我深感诧异。他以极谦恭的态度听完张璇女士说明来意，接过美元，迅速计算。然后，一路小跑，去取日元。脸上呈现出焦急的表情，似乎很怕耽误我们的宝贵时间。他意在用最短的时间，以最佳的服务，完成这笔交易。
我让他换1100美元。当他快算完时，我突然想起，其中有200美元是替别人换的，应该由他分割清楚。我很抱歉，着急地把此意告诉张璇，她马上用流利的日语转告这位男士。他立刻明白过来，没有丝毫的不快，其表情倒好像是他做错了什么。又以最快的速度重新计算，将日元分割成两部分，并耐心地一笔一笔地交代清楚。我们说谢谢，再见。他边说谢谢，边深深鞠躬告别。我始终忘不了他那一路轻快的小跑和一脸焦急的表情。我问张璇：“他们都这样谦恭吗？”张璇答道：“差不多。”他的礼貌的服务，充满了对人的尊重。
除了这位银行职员，就是一般路人，也是很有礼貌的。我们在参观完岚山周恩来诗碑后，忘情地随意游逛，不觉迷了路。这一带是一家一户的别墅区，没有行人。翻译刘敬向一位站在梯子上正在剪枝的庭院工匠问路。这位身着制服的工匠并不急忙答话，而是从梯子上爬下来，很认真地听，很谦恭地答。给我的感觉，这位工匠是很有修养的。我问刘敬，他为什么这么文明知礼。刘敬说，日本人几乎人人是这样，没有碰到问路而不停下认真答话的。我又追问一句，没有例外？他看了看我，又仔细想想，然后说，起码我是没有碰到过。刘敬是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毕业的，年已60了，他说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联想前几天，我们在东京走错了路，刘敬问一位日本中年女士。不料，她也说不准。但她没有一走了之，而是马上转身问停车在路旁的一位司机，司机又同她一起走过来，找到刘敬回答问题。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显得非常友好。经他们的指点，我们很快找到了车站。一般的日本人，一般的情况下，他们表现的都是很有礼貌的。
不仅问路，据我观察，在公共场所，日本人也是很注意自身形象的。在东京，我们要起早到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去布展。早晨，地铁车站十分拥挤，大厅里到处是匆匆赶车的人，不见一个迈四方步者。东京地铁人的步态真是一大景观。步伐飞快，快而不乱，充满韵律。这说明他们时间观念极强。乘务员都整齐划一地着制服，戴制帽，扎领带，穿皮鞋。一望而知，他们是责任者。等车人一律站排，一排一排的，人虽众多，却丝毫不乱。车一停，人们鱼贯前行，先下后上。我注意到即使有个别加塞儿者，人们也是谅解的，想必是有急事。车厢内人挨人，如沙丁鱼罐头，呼吸皆感困难，但无讲话者，无乱顾者。或闭目养神，或低头读书，或静立默思。只能听到话筒里柔婉的语音，或机车轻微的低吟。每个人都注意自己的言行，整个集体自然就是和谐的。他们的表现是有礼貌的，有修养的。
当然，我去日本是来去匆匆，走马观花，未免看法浮浅。但我想，这些东西是假装不出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国民素质的体现。国民素质的高低，在公共场所的表现是一个重要尺度。
我相信，礼仪之邦的中国会培养出讲礼貌的中国人的。其实，重礼仪本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是什么时候丢掉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