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于1898年。那时正是清朝末年，中国已经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贫弱不振，强烈地刺激着这位少年的心。
他12岁离开南方的家乡，来到东北的伯父身边。一出沈阳火车站，来接他的伯父就告诉他，沈阳哪些地方是外国人的租界，不要随便到那里去玩，有事也要绕着走，免得惹了麻烦没处说理。
周恩来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便问：“这不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吗？”
伯父回答说：“中华不振啊！”
“中华不振”——12岁的周恩来不能完全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但是他听说过，列强把中国当做一块肥肉，大家都来抢着吃。
到沈阳后，他曾去看过东郊魏家楼一带日俄战争的遗迹。一位同学的祖父悲愤地向他讲述了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受到的灾难。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打仗，战场竟是中国的土地，倒在血泊里的竟是中国的人民——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在沈阳，周恩来看见外国人的汽车轧死了中国人后扬长而去。中国的警官不但不敢扣留凶手，反而训斥死者的家属妨碍交通。受到群众质问之后，警官说：“这是治外法权，有什么办法！”
一桩桩事实，使周恩来越来越感受到“中华不振”这四个字的沉重分量。所以，那位同学的祖父出了个上联“勿做列强之奴仆”，要他对出下联，他就说出了“誓当中国之主人”。
人各有志。千百年来，对于为什么而读书有过多种不同的答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许多人为了升官发财而读书，书不过是他们的敲门砖。门敲开了，书就丢到一边了；门敲不开，书对他们也不再有什么用处了。渺小的目的，当然不可能产生持久而伟大的动力。周恩来反对的是只为个人找出路而读书。
1913年，他考上了天津南开学校。有一次，大家讨论为什么上中学。有的同学说，南开很有名，在这里毕了业，就能有个好前途。周恩来却说：我们生活在20世纪列强竞争的年代，国家贫弱不振，外国侵略者一天紧逼一天，眼看中国就要灭亡了，青年人怎么能只想个人的前途呢？只有国家独立富强了，个人才能有前途。
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在他的心里装着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有了这样的胸怀，才能产生伟大的志向，成就伟大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