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5月，钱学森加紧了回归祖国的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夙(sù)愿。但这时美国正值麦卡锡主义横行，几乎每天都发生对大学和其他机构进行审查或威胁性审查的事件，加州理工学院也未幸免，怀疑也落到钱学森头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钱学森当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他的妻子蒋英则雇了一家包装公司，将他们的家具行李，特别是书籍和资料打包装箱，准备托运回国。
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他们不能放他回到中国。美国五角大楼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在获知钱学森要离美回国以后，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国。”
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关扣压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污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准离境。尽管钱学森声明，所有带机密性质的东西都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已交给克拉克·米尼肯。他带走的都是个人物品，以及他的笔记本，讲义手稿，公开资料等。所谓机密性质的蓝图和密码本，只不过是他手稿中的草图和对数表。但也无济于事，司法部还是签署了逮捕令。
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赎金1 5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与那时一般1000或2000美元的绑架案相比，钱学森案件可谓大案。他又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帮助他的朋友之中，多有社会名流。因此钱学森事件在当年曾引起美国社会不小的轰动，新闻媒介争相报道。蒋英后来说：“当时听说要价这么高的赎金，真把我吓坏了，幸亏朋友们热情地帮助，才把他救出来。”他们至今仍念念不忘如W·R·西尔斯教授、F·马教授、M·米尔斯、邓肯·兰尼等等在危难之中向他们提供的帮助和表示的真诚友情。
出狱后他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jī）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按规定每个月他必须到移民局去报到一次，以证明他没有逃离美国。而且固定他的活动范围只能在洛杉矶，越雷池一步，都要向移民局申报，其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不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审讯。然而在科学和教育界，正直的科学家和教授们都深信钱学森是无辜的，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争相聘他为教授。
（二）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所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时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于是他和妻子商量如何能和陈叔通老先生取得联系，通过他营救他们回国。他们写了给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带看书信，来到一间小咖啡馆，钱学森在门外和特务纠缠，机敏的蒋英立即溜进咖啡馆，将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信寄到比利时，蒋华则将这封不同寻常的信平安地转寄到国内。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总理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8月5日，钱学森接到美国政府的通知，说他可以回国了。当钱学森夫妇接到这一通知时，其高兴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们立即去买机票或船票，当他们听说最快启航的“克里夫兰总统号”远洋船只剩下三等舱船票时，他们的决定是，不管几等舱船票，只要能早日离美回国就行。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加州理工学院及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朋友们赶到码头欢送他们。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和采访的新闻记者。钱学森这一天心情很好，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们七嘴八舌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无非是他为什么会被关押，回国以后有什么打算等等。他不可能一一回答，便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听众们注意到，他特别加重了“尊严”(dignity)一词，这其中蕴含了多少内心的痛苦和磨难！由于人群拥挤，一些朋友甚至无法走近他们，作最后的道别，钱学森一家只好在甲板上向他们挥手致意。
钱学森后来回顾在美国的经历时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在美国，一个人参加工作，总要把他的一部分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很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三）
钱学森一家回到北京，受到中国科学院的热烈欢迎。
11月25日刚上班，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出来欢迎的竟是学院院长陈赓(gēng)大将。在室外的一个小火箭试验台前面，钱学森停下了参观的脚步。这是一个非常简陋而又原始的固体燃料火箭试验装置，钱学森很有兴趣地和正在安装调试的技师讨论起来。陈赓大将从旁问道：“钱先生，您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导弹来？”钱学森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同样能造得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听到钱学森这句话，开始十分惊异，继而变得兴奋起来，他握住钱学森的手说：“好，我就要你这句话。”多年以后钱学森才知道，陈赓是带着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专程赶回哈尔滨，就此专门请教钱学森的。也许是因为这句话，就决定了钱学森从事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