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蒿素已经在国内外治病救人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一个谜。2007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米勒、苏新专开启了寻找青蒿素的发现者的调查之旅，而兼有科学史家眼光的饶毅等人也多次发文肯定了屠呦呦的关键作用。
1960年代，疟疾在东南亚肆虐。当时越南战争爆发，越南和美国两军都被疟疾大大削弱军事力量。在越南总理秘密访华后，中国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研究。新药研究项目被称为“523任务”，历时13年，据估计先后可能有多达两三千人参与过该任务。
2015年，参与了“523任务”的科学家屠呦呦因当年发现针对疟疾的新型疗法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的工作完成于1960和1970年代，然而由于任务的保密性质等特殊原因，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并不清楚她所作出的贡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显示，至少晚至2006年，国际科学界都仍然不清楚那个神奇的药物青蒿素是谁发现的。
未署名的文章
从1960年代末开始，屠呦呦以“中医中药专业组”组长的身份加入到当时的国家抗疟“523任务”。1972年，她领导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取出了青蒿素。到了1975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在屠呦呦的参与下被确定。
然而，由于“523任务”的保密性质，在这整个过程中，屠呦呦没有任何研究论文发表出来，外界对她所做的工作不得而知。
直到1979年，国家科委将“国家发明奖”颁给青蒿素研究成果，其中屠呦呦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同年，中国的外宣刊物《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短文，介绍了青蒿素的研究。
《中国建设》是一份由宋庆龄创办的英文杂志。在1979年8月，该杂志发表了题为“一种新型抗疟药物”的文章，这让西方的科研人员第一次了解到来自中国的青蒿素研究成果。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名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受到东晋医学典籍的启发，想到用新方法提取青蒿素的故事。文章并没有写出这名研究员叫什么名字，但用了“她”来指称这名研究者。
这篇文章后来在各种英文出版物中被广泛引用。1985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青蒿素的综述文章，该文详细描述了中国科研人员取得的进展。然而，在写到关键人物时，文章也并没有具名指出研究者是谁，只是含糊地说“一名研究者”，这种说法也是源自《中国建设》的那篇文章；尽管在同一篇综述中，作者引用了两篇屠呦呦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那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1981年和1982年。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青蒿素已经在国内外治病救人，而其发现者究竟是谁，一直都是模糊不清的。
不能让历史重演
200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Miller）与同事苏新专一起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疟疾的学术会议。其间，米勒向与会的所有科学家打听，是谁发现了青蒿素，然而没有一个人回答得上来。
英国牛津大学和泰国玛希隆大学的尼古拉斯·怀特（Nicholas White），是抗疟药物的专家，曾经在临床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当米勒问他青蒿素是谁发现的时候，连怀特也答不上来。
这让米勒感觉非常不好，他想到了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抗疟药物。奎宁的应用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秘鲁印第安人之中，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今天，专家们说印第安人不可能做出这样一项发现。”米勒说，“我发誓在青蒿素的问题上，我不能让历史重演。”
于是，从2007年开始，米勒与同事开始调查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
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廖福龙在化学领域的期刊Molecules上发表了一篇“社论”，明确指出青蒿素的发现归功于屠呦呦。
“2009年是屠教授80岁寿辰，Molecules杂志邀请写一篇文章祝贺，于是就有了那篇文章。我是中药所研究人员，虽然未直接参与当年青蒿素研究，但对于当年情况历历在目。在中药所得到青蒿素结晶时，从未听说哪个单位得到过结晶。”廖福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怀特因在疟疾研究方面的杰出工作而获得了加拿大盖尔德纳奖，然而并没有中国的科学家与他分享这个荣誉。
2011年，米勒与同事在生命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期刊《细胞》上发表了他们的调查结论：“我们的发现毫无疑问地显示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屠呦呦。”这与廖福龙的结论相同。
“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尽管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都没有论文发表出来，当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工作组在1981年到中国来了解青蒿素的时候，是屠呦呦被安排来向他们汇报发现了青蒿素。”米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还有其他更强有力和更直接的证据。”
同一年，屠呦呦获得了医学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拉斯克奖。这个奖项也一直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苏新专后来表示：“这篇文章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西方人以前）都不怎么关注这个事件，这个文章是跟拉斯克奖配合的，拉斯克奖是生物学界里很重要的奖项，《细胞》杂志的影响力非常大，连在一起就引起了关注。”
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兼有科学史家的眼光和兴趣。基本上在同一时期，由他领导的北京大学科学史小组的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饶毅与黎润红、张大庆接连发表多篇研究文章，详细梳理了“523任务”的历史和屠呦呦的贡献，这些文章在互联网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屠呦呦的名字在中国国内也开始被广泛知晓。
在一篇题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饶毅和他的同事写道：“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最初的火种
屠呦呦并不是唯一被推荐的拉斯克奖候选者，但最终只有她一人获奖。这个奖项也带来许多争议，一些人认为荣誉不应该属于她一个人，毕竟当年有那么多人参与“523任务”，而且许多单位都获得了国家科委的国家发明奖。
饶毅等人在解释青蒿素的发现争议不断的时候，总结了几点原因。包括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文革”的阴影很明显,科技信息不能经常交流，论文多用集体署名，埋下了往后争议的伏笔；此外，屠呦呦个人性格的特点也是一个因素。
苏新专是近年来屠呦呦获得国际认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认为，“美国人颁奖主要注重科学发现的思维而不在乎是谁做的，因为想法来自屠呦呦，所以奖就是颁给屠呦呦而不是给她小组亲自做实验的人。”
具体而言，“屠呦呦第一个把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到100%活性，第一个做临床实验，这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足够支撑她得这个（拉斯克）奖。”
赞同苏新专的国内学者认为，“科研合作是科技攻关中常见的现象，可以说一项成就的获得离不开团队每个成员的功劳，但科研团队中每个人的贡献是不可能等同的。”
诺贝尔奖的评价思维与此类似。前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利丁（Sven Lidin）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这样解释他们的评判标准：“即便当我们去看有大量人员参与的领域，通常情况下你都能追溯到一个起始点，那时只有有限的几个人……是他们点燃了火种。”
与米勒和苏新专的观点不大相同的是，黎润红等人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并不能归功于屠呦呦一人。“米勒等的观点是以现代科研的评价模式来衡量当时的科研活动，其结论值得讨论。”他们这样写道。
“若一定要确认在青蒿素发现中个人贡献的话，如同田径比赛中多人接力赛，屠呦呦是其中一棒的冲刺人。因此，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这一成果应属于这个团队。”黎润红在研究结论中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