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也就是我十四岁那年，母亲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生命，当时她才三十六岁。那天下午，一位警官来到我们家，为医院要用母亲的眼睛角膜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我惊呆了，不明白那些医生为什么要将母亲的角膜给予他人，更不明白父亲居然回答“同意”。我痛苦难忍，冲进了自己的房间。
“你怎么能让他们这样对待妈妈！”我冲着父亲哭喊，“妈妈完整地来到世上，也应该完整地离去。”
“琳（lín）达，”父亲平静地搂着我，“一个人所能给予他人的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你妈妈和我都觉得，如果我们死后的身体能有助于他人恢复健康，那么我们的死就是有意义的。”他说，他们很久以前就已决定死后捐赠自己的器官了。父亲的话语给我上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十几年过去了，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家。1980年，父亲患严重的肺气肿，搬来和我们同住。他愉快地告许我，他去世后要捐赠所有完好的器官，尤其是眼睛角膜。“如果一个盲童能在我们的帮助下重见光明，并像你女儿温迪一样画出栩栩如生的马儿，那多么美妙啊！”温迪自幼酷爱画马，她的作品屡屡获奖。父亲接着说：“想想看，另一对父母如果看到他们曾经失明的女儿也能像温迪一样，将会多么高兴。当你们得知是我的眼睛起了作用，你们将会多么自豪！”
我把外公的心愿告诉了温迪。孩子热泪盈眶，跑过去紧紧地拥抱外公。她十四岁，恰恰是当年我听父亲说捐赠器官时的年龄。
1986年的一天，父亲与世长辞了，我们遵从他的遗愿捐赠了他的眼睛角膜。温迪告诉我：“妈妈，我真为你为外公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这令你骄傲吗？”我问。“当然，你想过什么也看不见会有多么痛苦吗？我死后，也学外公将眼睛角膜捐给失明的人。”在这一刻，我才真正领悟到父亲所留下的远非一副角膜，他所遗留的是辉映在我女儿的眼睛里的一种骄傲！我紧紧搂着温迪。
没有想到，仅仅是两周之后，我再一次为器官捐献组织签署了同意书。我可爱的女儿，才华横溢的小温迪，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了……当我签字时，她的话仍萦绕在我的耳际：“你想过什么也看不见会有多么痛苦吗？”
失去温迪三周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奥列根勇敢者角膜中心的信。信上写道：“角膜移植非常成功。现在，两位昔日的盲人已重见天日。他们成为您女儿——一位极其热爱生命的女孩儿的活的纪念，并有幸分享她的美丽……”
我的金发的温迪手中的画笔依旧不辍（chuò）地挥动着，她的碧眼仍然闪烁着骄傲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