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上还有什么幸福能超过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呢！
47次列车离开北京，冲进茫茫夜海，风驰电掣（chè）般向南，向南……
在卧铺车厢里，一位高挑个儿的姑娘，凭窗眺望，她颀(qí)长、结实、健美。微微卷曲的黑发拢在脑后，分扎成两络，轻巧地垂挂着。深红色的运动衫领子，悄悄露在深蓝色的外套上，仿佛是一枝“出墙”的红杏。虽然我们看见的是她的背影，但可以感觉到，在这位姑娘的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
车窗外，一片漆黑，夜色正浓。只有点点灯火，偶尔从她眼前向后飞逝而去。郎平啊，你是在欣赏祖国大地的夜景呢，还是 在沉思默想？也许是那瞬息即逝的灯火，把你带回到昨晚为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授奖而举行的晚会上去了吧？
对这位刚满20岁的北京姑娘来说，那确实是永生难忘的，当她接受鲜艳的花束和银色的奖杯时，座无虚席的首都体育馆里，爆发出海涛般的掌声。何止是到会的1.8万人在鼓掌呢，她仿佛还听到投她票的十几万球迷的掌声和没有投票机会的千千万万普通观众的掌声。她手捧鲜花和奖杯，激动得舍泪欢笑了。
她欢笑，但并不沉醉，她深深地懂得，自己是代表女排集体来领奖的。排球运动是一个集体项目，赢得的每一个球都要经过几住同伴之手，都凝聚着战友的汗水和心血。个人球艺再高，如果没有同伴的合作，也将一事无成。她想起了朝夕相处的同伴们：风度翩翩的老大姐孙晋芳，沉着顽强的张蓉芳，敢打敢冲的陈招娣，文静果敢的周晓兰，憨厚纯真的陈亚琼，埋头苦干的曹慧英，和蔼可亲的杨希，沉静灵巧的张洁云，聪慧灵敏的周鹿敏，腼腆壮实的梁燕，活泼爱笑的朱玲，还有那严厉而又亲切的指导、领队……总之，她想起了队里的每一个人。
当她和妈妈随着潮水般的人流涌出体育馆时，她用一条驼色的拉毛围巾，几乎把整个脸都严严实实地遮掩起来，只露出那双明亮的眼睛。奖杯呢？它装在一只又长又大的橙黄色的提包里，她一点也不炫耀个人，把自己融进了普通观众的行列。
回家的路上，她的思绪像滔滔的江水在汹涌澎湃。
银杯啊，怎么这样沉？啊，那里面盛满了自己和战友的汗水。
银杯啊，怎么如此重？啊，那里面装着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二）
回到家里，已经夜深了。但郎平的爸爸、妈妈还围着银光闪闪的奖杯看呀看，总也看不够。郎平的爸爸，是个球迷。而她的妈妈，却一点也不懂体育。当初，女儿要去打球，妈妈投的是反对票。她看到女儿身体瘦弱，不放心让她去。而爸爸呢，却苦口婆心地说服她。女儿到了球队之后，只要是在北京打的球赛，他总要去看。在外地打的比赛，如果他出差路过，那也非看不可。
其实，开始时，他对排球的打法也不是很懂。只不过是为女儿打好而高兴，为女儿失误而焦急、惋惜。郎平开玩笑地对他说：“爸爸，你看球，真比我在场上打球还紧张呢！”而妈妈的关心，是别具一格的。她生怕女儿吃不好，每次外出都给她带吃的，什么凤尾鱼呀，糖果呀，总是一装就是满满一袋。1979年夏天，郎平在四川打比赛，给她姐姐写信说身体不太舒服。妈妈知道了，悄悄给女儿寄去两斤巧克力。巧克力送到郎平手上时，已经化了。郎平手捧着滴着咖啡色糖水的包裹，心里比那炎夏的天气还热。妈妈呀，你可真是一片慈母心啊！近两年来，妈妈也开始看球了，她身体不是很好，多半是在电视里看女儿打球。
郎平回家时，妈妈问她：“哎呀，你们怎么老摔跟斗啊？”
郎平告诉她：“妈妈，那是打球需要，存心摔的。”
妈妈可不管存心还是不存心，心疼地说：“往后不许那么使劲摔！”
郎平跟妈妈说不清，只得笑笑说：“妈，我以后摔轻一点……”
自从郎平到国家队打球以后，几乎没有机会跟妈妈、爸爸在一起过个团圆年，如今，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了，而且她又患着感冒，妈妈是多么希望女儿留在身边多住几天啊！但是女儿的心早已飞了。中国女排不在北京，前几天已经去湖南郴州冬训了。她决定明天就南行，去追赶自己的队伍。温暖的战斗的集体，像一块强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着她。
（三）
南行的列车，呼啸着飞速向前。此刻，郎平已经困倦了。她曲着腿，躺卧在狭窄的铺位上，沉沉睡着了。乘她酣睡的时候，让我们掀开她打球的简历表看一看。
从孩提时代起，她练过绘画，迷过音乐，又幻想过当飞行员，还想过当工程师。13岁那年，父亲带她去体育馆看了一场国 际排球赛。她惊喜地发现，平日上体育课托不了几下就往地上掉落的排球，在运动员们的手上竟然那么听话，这简直是令人陶醉的艺术啊！于是心里萌（méng）生出一个新的理想：当运动员！
别看她现在身高I米84，可当时还只有一米六十几，长得又细又高，体重只有70多斤，体质很孱(chán)弱。但她不管这些，自信自己能当一个好运动员。她跑到北京市第二业余体校报名。那儿的教练张媛庆开始觉得她太单薄了些，但犹豫了片刻，竟然出人意料地同意收下了这个瘦弱的女孩。
她盼着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印有“北京”字样的运动衣，代表首都人民参加比赛。于是，她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成千上万次地挥动长臂苦练枯燥乏味的基本功。有一次，她的脚脖扭伤了，怕回家后妈妈不让她来体校，就星期天也不回家。平时回家她也不忘带个球回去，对着墙壁托球，弄得墙头上印满了排球的痕迹。两年后，她跻身于北京女排的行列，而且成了主力队员，但是，她又多么盼望有一天胸前的运动衣缀上庄严的国徽，代表祖国人民去与世界强队争胜负啊！一年之后，她的愿望又实现了。袁伟民决定起用这位不满l8岁的年轻姑娘参加第八届亚运会，而且让她顶替著名的主攻手杨希，打四号位。
在泰国曼谷，郎平像一颗奇异的新星，在排球坛上升腾而起。在与南朝鲜队的比赛中，她那力大势沉的凌厉劈杀，森严凶狠的拦网，为中国队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被称为“中国女排的新兵器”。可惜在迎战“东洋魔女”日本女排时，她的脚扭伤，影响技术发挥，扣杀常常不能奏效。而且在日本姑娘的严密防守面前，她的扣杀也暴露出过于单调平板的弱点。没有打完一局，袁伟民就把她换下来了。比赛结果，中国女排以零比三败北。一位观众来信指责说：“不该在这种关键时刻，起用一个没有把握的新手，这是中国女排的教练用人不当。”这对一帆风顺的郎平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刺激。她感到委屈。于是，她又把目光瞄向世界几个强队的主攻手，发奋追赶。不到一年工夫，她的发奋努力就结出了成功之果。1979年末，在香港举行第二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时，她为中国队荣获冠军立下了战功，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铁榔头”。中央电视台播放比赛实况录像时，银屏里是一片“郎平！郎平！”的呼喊声；银屏外也是一片“郎平！郎平！”的欢呼声。她确实像一把当当响的铁榔头，发挥了振奋人心的威力。她的进攻力量，得到了世界排球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人们把她称为堪与美国身高l米96的海曼和古巴的玻玛列斯媲美的世界三大主攻手之一。
（四）
列车急速南行，南行。郎平恨不得列车飞驰得快些再快些。经过30来个钟头漫长的旅途生活，她终于在郴（chēn）州与自己的队伍相聚了。她是那么高兴，才离别几天，宛若几年。
郴州的春天，细雨绵绵，无休无止，仿佛是穹(qióng)隆漏了似的。训练基地坐落在北湖公园里，公园不算大，但有山有水，有楼台亭榭，有喷水池，有金鱼，有群猴，姑娘们的宿舍后面还有一片桂花树林。但郎平是无暇欣赏这一切的。除了饭堂、宿舍之外，只有在那座竹席棚顶的简易训练房里才能看见她挥汗如雨的高大身影。
对郎平来说，这是一次极为平常的训练课。暮色已经降临，姑娘们都已完成了任务，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宿舍走去。但她还在里面练习发球。袁指导给她的任务是再发三组球，每组三个好球，如发两个一般球或两个失误球，就得再加一组。场里除了郎平“砰”、“砰”的发球声，就只有袁伟民的裁判声：“一般！”“失误！”她发了好一阵，任务不但没有完成，相反又加了几组。郎平抚摸着酸疼的肩膀，有点发急了。她透过墨绿色的球网望了望教练，袁伟民不动声色地伫立着，双手紧抱在胸前。那神态是说：“完不了，别想下课！”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郎平自言自语地说：“我奉陪到底！”她发狠地拿起球，又“砰”、“砰”地发了起来。
“停！”袁伟民神态严峻地走了过来，“不要发菜球！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
什么叫菜球？郎平当然明白顾名思义，菜球就是送给对方吃的小菜，即没有威胁力的“和平球”。比赛时，好不容易争回一个发球权，发菜球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郎平暗暗责怪自己，怎么发出菜球来了呢？不行，绝对不行。她走动了几步，挥动了几下胳膊，又叉着腰沉思默想了片刻，重新开始发球。
“砰”、“砰”的发球声，“好球——好球”的裁判声，一直响着响着，响到很晚很晚。当郎平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训练房时，一位记者半开玩笑地悄声问她：“指导会不会存心整你？”她用手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微笑道：“那可说不准。”袁伟民知道了此事，风趣地说：“今天没有。不过，‘整’过她不少次就是了。”
新春佳节来临了，宿舍的走廊上挂起了四盏古色古香的大灯笼，住屋外面的墙头的窗户上悬挂着缀满“梅花”的树枝，女排的姑娘们也休息了一天，开联欢会，放鞭炮，吃花生，嗑瓜子……这些瓜子是哪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