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开始前的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７年，稼先和我在北平崇德中学同学一年；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们又是同学；后来他在美国留学的两年期间我们曾同住一室。５０年的友谊，亲如兄弟。
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我在普林期顿高等学校研究所工作，前后１７年的时间里，所长都是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当时，他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曾成功地领导了战时美国的原子弹制造工作。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小的研究所，包括奥本海默在内，物理教授最多的时候只有５个人，所以他和我很熟识。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做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这可以用下面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