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搭班唱戏的时候，我母亲打河北老家来到上海。母子几年不见，我听说母亲来了，就急着赶回上海。回到上海，我大哥的病还没有好，闲在家里督促我练功学戏。我每天半夜三点起身，到山东会馆附近去练功。那时这一带还很荒凉，都是小河和坟堆。天墨黑的，一夜大雪，地上的雪积了尺把厚，没有路灯，本来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却借着闪烁着的雪光才能看见迎面走来的人。到了山东会馆，用脚把雪一阵扒踢，扫出一块空地，脱了衣服就翻起筋斗来。一路上四肢已经冻木了，这时摔在地上也不知道痛。等到天亮，行人渐渐多起来，这才歇了功回家。
除了练功，大哥还先后给我请了两位老先生教戏，一位是杨文玉老先生，一住是薛桐寿老先生。薛老先生是唱老旦的，曾在太平天国军中的一个科班里坐科，我的《滑油山》《钓空龟》《断后龙袍》这些戏就是跟他学的。他因为在军中生活过，所以又会操法，无论排兵布阵、交锋对垒他都精通。这些学问对我以后在戏中设计两军对阵的开打和各种队形的变化有很大帮助。他又会上墙，一丈多高的墙，他踩着人的肩膀一纵身就上去了。他的这身本领叫我着迷，跟着他我学会了不少东西。大哥久病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依仗，这时我跟着两位老先生已学了有十几出戏，不能老在家里待着，没办法，只好跟蟋蟀似的出去咬吧，不咬没小米吃。杭州、苏州是大地方，北京来的角儿除上海外，大多要去这两个地方演唱。为了挣钱养家，我只好去杭州搭班。
本来我的艺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隆庆和科班的老齐先生起的。他瞅我长得精神抖擞，挺有斗性，又演的是武戏，才给起的这名字。这会儿我十三岁，人站在那儿，像个画眉鸟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戏用这名儿便不怎么合适，所以到了杭州大伙儿给我合计着另外起个艺名，研究来研究去有说叫“小菊仙”，我不喜欢。那会儿谭鑫培叫“小叫天”，我说我就叫“小小叫天”吧，我的意思是借着他的名儿，弄点小米吃。不料在座有一个人瞧不起我，在一旁冷笑说：“哼，你也配叫这名儿!”这一下把我说火了，我年少气盛，和他当场顶起嘴来。为什么我不能用这名字？能把人看死了吗？不光是继承前辈的艺术，我还要自成一家，“盖”过叫天，独树一帜呢。就这样，我意气用事地用上了“盖叫天”这三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