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
鲁迅先生是这样的。他爱生活，爱劳动，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劳动人民勤劳和俭朴的作风。冬天在家里他自己砸煤，出门自己拿行李，不论劳动的种类和大小，只要他力所能及，总不辞劳瘁地全力以赴。在发觉自己的体力不支时，想到的是要赶快做，而不是先坐下来休憩。
一直到逝世前两天还在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了约六百七十万字的遗著。这是他三十年文学劳动的成绩。三十年间，每月平均有将近两万字的写作，还要给相识与不相识的人逐行逐字地校阅稿件，替别人抄写稿子，编排、校对、设计，跑书店和印刷所等等，这些劳动是不能以数字来计算的。更有不少除文字工作以外的一些劳动，比如：我们有时接到他寄来的一封信，那栗壳色牛皮纸的信封，往往是用别人寄来的信封翻过来糊制的；寄给我们一包书，那包书的纸，捆包的绳，都平正如新，也都是别人寄给他包书用过的。有时从他那里借到一部线装书，书页分外板正，书头洁净，订着双线，也是他亲手装订收拾过的。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不让自己有闲着的时候。
鲁迅先生住在北京西三条时，你去访问他，一敲大门，出来开门的往往是他自己；辞别时送出来关大门的也是他自己；坐下来谈天，给你泡茶倒水的是他自已；凑巧家里有炒花生，有糖果、点心时，拿出盛着食物的饼干盒来饷客的也是他自己。这一些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在当时的一些老爷们、“高等华人”们是不干那种“卑贱”的事的；他们只需放大嗓音喊一声“来——”，或者按一下电铃，努努嘴，便什么都有了。鲁迅先生家里虽然也雇有一人，却总是自己操作。那时，他除了在教育部任职以外，还兼教了好几个学校的课。在当时那个社会里，像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出门总是坐一辆包月车。这是最起码的（因为包车之上还有马车与汽车），每月所费也不过十五元左右。坐包车出去，冬天有棉车篷，膝前围着一块毛毯防寒；夏季支起帆布车篷，膝前罩着一张白布帘防晒；车前还有电车车灯。鲁迅先生却不论是上衙门，访友，到医院里取药，上街买东西，寄信……总是蹀躞街头，离目的地远一些的就自己临时雇街车去，从不摆这类架子。记得在闲聊时他曾说过，坐汽车还有道理，取其快；坐包车和马车就近乎坐八抬大轿了。